编者按：本文作者周七月，系我国知名音乐家周巍峙与歌唱家王昆的嗣子。在文革的动荡岁月里，周七月不幸蒙受冤屈，被错误判处死刑，屈辱地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三十岁那年，他终于重获新生，此后全身心投入编剧与导演工作。他担任了多部作品的编剧，包括电影《火龙》、电视剧《林海雪原》、《牛虻》以及《江湖兄弟》，同时还在电影《双雄会》、《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中担任副导演。文中提到的俞强声，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儿子。黄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天津市首任市长。俞强声的母亲范瑾，是北京日报的创始人，后来晋升为北京市副市长。俞强声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公安系统工作，却不幸被揭露为美国间谍，最终选择叛逃。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频繁经历着形形色色的人际交往，这些交往涵盖了亲情、日常琐事、爱情、友情、职场互动，以及各种挑战……有些人，我们相识，而有些人，则是他们认识我们。然而，有这样一个独特的个体，我竟难以确切地描述我们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甚至不确定他是否意识到我的存在。
但我认识他！
此人俞强声。
◇ 他耐心，不催促。
1968年3月的第一个周五，夜幕低垂，九点稍过，我已卧床，却迟迟未能沉入梦乡。那时，我家已历经六次搜查，其中五次是父母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所为，而最后一次则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所为。所谓的“抄家”一词，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次搜查并非为了寻找反党证据或资料，而仅仅是他们为了宣泄不满，将我精心整理的物品翻得一片狼藉。当时，我们家仅剩两间屋舍，一间属于父母，尽管他们长期被囚禁在牛棚里，几乎不回家，另一间则用途未定。由于父母既不能接待客人，也无法工作，这间屋子既非客厅，也非办公室。若我待在家中，便会在那里搭建一张行军床，床面由白帆布制成，以木质框架支撑，据说这种床是美国军人当年所用的休息方式。
骤然间，走廊中回荡起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我尚未来得及辨别其来源，一群人便如潮水般涌入房间，而领队的正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余几位演员我也颇为熟悉，这得益于我在暑假期间，常常目睹他们刻苦练功、紧张排练以及精彩演出的场景。
宋金福，这位深受我母亲王昆钟爱的杰出青年，恰逢其被推举加入党组织的关键时刻，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便席卷了整个国家。
还有五六名壮汉。
宋金福面容凝重，静静地站在我的病床旁，语气严肃地指示我随他们一同离开。
我无他选择。
我们同乘一辆车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沿着迎门大楼宽阔的楼梯拾级而上，直至四楼，最终来到了位于小排演场东侧的一间隐蔽的私人房间。
我落座于一张早已预备好的座椅上。随着人群逐渐散去，只留下宋金福及几位陌生的面孔，他们坐在对面长桌之后。后来我才知晓，他们分别是刘勇、周×、王明智等。其中一位男士，胸前佩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显然也是该校的学生。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更倾向于佩戴毛主席像章，而非校徽。他独树一帜地戴着校徽，这让我印象深刻。在后来家中对我进行搜捕的行动中，他正是那群人中的一员。当时，他并未坐在桌子后面，而是选择了一个与桌子保持一定距离的位置，背对着我，侧身而坐，未曾开口提问。这一幕颇有趣味。
审讯仪式随即拉开序幕。正如《水浒传》所述，开场便以五百次的“杀威棒”作为震慑。然而，这里的“棒子”并非实指，而是以拳脚交加的方式呈现。通常，执行这一环节的是王明智与刘勇两位。至于提问环节，则由宋金福和周×共同负责，偶尔亦由周×独立完成。
夜幕低垂，审讯活动便悄然展开，其流程大同小异。经过数轮盘问，刘勇便会摘下手表，紧接着，王明智与他展开了一场猛烈的交锋。周围有时会聚集一些旁观者，他们亦纷纷加入，仿佛置身于一场抢夺“战利品”的狂欢之中，每个人都渴望分得一份。自那以后，每当我目睹刘勇摘下手表，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迷茫，随之而来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追溯。
日后，我研读了《红岩》中华子良同志原型所著的回忆录。书中记载，在敌人初期对他施以残酷的刑讯时，他倍感折磨，难以承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习惯了这种折磨，以至于在遭受严刑拷打时，似乎灵魂出窍，对外界的一切变得毫无知觉。这让我感同身受。
所谓审讯，实则不过是为了获取口供而已，而所有已有的供词均已招供。审讯的手段各式各样，不仅包括刑讯逼供，还包括面对面质询与指认，以及隐蔽的质询方式。例如，后来我才得知，我母亲王昆当时也已被拘禁于中央戏剧学院，有好几次她被迫在幕后默默聆听，透过布帘偷听他们对我的殴打与审问。
那位身披白色校徽的男子，始终坚定不移地矗立在现场，言辞不多，面容亦显冷漠。但随着时光的流转，我渐渐发现，他眼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那些凶悍的学生与演员，在行动之前或收手之际，总会不由自主地向他投去一瞥。或许，他之所以选择侧坐，正是为了能同时监视审讯的双方。
每日的清晨，伴随着大喇叭里传出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动人旋律和广播体操的节奏，新的一天就此拉开序幕。而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群众专政”活动，似乎显得尤为漫长。
1968年6月7日，星期五，午前时分，一位头戴白色校徽的人突兀地步入屋内，对我下达了收拾行李的命令，并示意我跟随他一同离开。其他人并未上前干预，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外，仿佛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我走出楼门，跨上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实际上，它是苏联嘎斯系列的产品，并非源自美国的吉普系列。尽管如此，由于大众已经习惯了将这类车型统称为“吉普”，这个称呼自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沿用至今。
车辆在左转右转间穿梭于重重门户，其中一扇竟是一扇电动式的大铁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直至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正是位于半步桥44号的北京市看守所，而这所看守所与我儿时就读的小学仅一步之遥。
那人向我示意，邀请我一同下车。紧接着，他开始执行一整套标准的检查程序——搜身、解开裤腰带、抽出鞋带……这一切都显得如此机械而刻板。在与他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张郎郎在我之前已经被他带到了这个地方。
我方才想起他可能是公安。
的确，接下来的数十轮审讯均由他亲自执掌问询之权。他的校徽也悄然从衣领消失。
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不过是将群众专政时期惯用的提问一一复述，随后将口供逐字逐句地抄录至格式化的审讯记录纸上。其间，唯一的差异在于需留下指纹：不仅需在记录的开头按下指纹，对于修改过的部分同样如此，并在签名环节亦需留下指纹。我素来以细致认真著称，对于修改口供的环节更是如此，于是常常是手印层层叠加，白纸上的字迹渐渐变为黑点，紧接着，一串串鲜红的手印接连不断。对方则表现得十分耐心，从未催促我加快书写速度。他的态度极尽专业。
第一阶段告一段落，他便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在那随后的数月里，接踵而至的审讯均由他人主掌。据我粗略估计，自踏入看守所以来，已历经七十余轮的审讯。然而，时至今日，我竟然对其中任何一位审讯者都无法回忆起他们的身影。唯有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1969年5月，我迁往干部院侧畔的看守所，融入了学习班，并重新梳理了头发。干部们分别与我交谈，告知我即将重获自由，但鉴于我系革命群众押送至此，还需进行群众工作，以确保他们能够接纳我重返课堂，参与“复课闹革命”的行动，因此我仍需保持耐心，继续等待。在学习班的日子里，陆续有其他人员获得释放，我也满怀期待，期盼着重获自由的曙光。
我始终困惑，为何会被人群推拥至此？显而易见，那位佩戴白色校徽的人掌控了审讯的节奏，是他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引领我步入此地。民众在此情形下不过是扮演了助手的角色。
张郎郎同样置身于学习班之中。自幼便展现出卓越的交际能力，结识的朋友众多。他提及的俞强声，是他自称相识之人。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而黄敬，正是江青的前任丈夫，两人后来因故分手。至于范瑾，我也有所耳闻。文革初期，她便遭受了打压，报纸上早早地将她列为批判的对象，被视为彭真黑帮的一员。张郎郎还提及，黄敬曾是江青的伴侣。范瑾所居住的红霞公寓，是当时北京较为新颖的干部住宅区，地处王府井附近。在那个时期，批斗大会盛行。每当范瑾在大会上遭受批判后，俞强声便会带领红霞公寓的孩子们在院落中举行一场集体斗争。
俞强声在门口收票。
俞强声了解完毕。
本以为与他缘分已尽，不曾料想，我们竟意外重逢。
１９７６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1977年12月8日，我重获了自由的曙光。然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却做出了复审我案件的决定，尽管如此，当时的北京市权力核心仍抱有将我重新送入监狱的意图。
在那个瞬间，我的心中交织着喜悦与忧虑。喜悦因“四人帮”的覆灭而涌动，为国家带来了曙光般的希望；忧虑则源于我自身的焦虑不安，我的同狱伙伴还在为证明我的清白而竭力辩解，而我在法庭上几乎难以开口为自己辩解，处境显得尤为艰难。
幸得那是一个奋发向前的时代，英雄辈出，人们心怀善意，这种美好品质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公安局与法院的众多领导和干部也纷纷伸出援手，给予我无私的帮助。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次日，我寻访了那位曾赠我电影票的好心人，并向他探询是否对俞强声有所了解。他显然熟悉这个名字，却未曾想到，此人正是他曾经拘捕的对象。他透露，俞强声在“文革”期间颇为活跃，但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他并未得到真正的重用，也未曾有机会踏入党组织。直到“文革”结束，他的母亲成为了首批获得平反的官员之一。此后，他再度恢复了干部子弟的身份，得以获得晋升与重用，并最终如愿加入了党组织。
截至1978年5月，我终于得到了法院颁发的平反令状。自此，俞强声等人对我已不复构成威胁。除非“文化大革命”再度上演。
俞强声请假，因乳母病重。
随后，传来了俞强声调任至安全部的消息，而紧接着，有关他叛逃的传闻亦不胫而走。
“糟了！”那位乳母早已离世。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俞强声已秘密经由香港潜入美国。
详见报道。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地挑选了那些曾以暴行强加于我们的罪行。于是，众多家庭陷入了破碎的深渊，我几乎在他面前命悬一线，继而又险些遭受枪决。在那个残酷无情的“文革”年代，我总共在铁窗中度过了长达十年的岁月。
他最初选择了背道而驰，舍弃了家庭与族群；而最终，他再度做出了背离的选择，这一次，他背弃了家庭与国家。
多么大的讽刺呀。
还有其他原因吗？
染上了无辜者的鲜血，内心不禁升起疑惑，他现在的生活是否已经归于平静？
延伸阅读：
俞强声
俞真自幼便受到康生的悉心照料，最终成为其养子。我国的国家安全部成立较迟，直到1983年才正式成立，首任部长一职由当时的副部长凌云担任。金无怠，则是国家安全部领导亲自指派的间谍。然而，由于俞强声的秘密级别所限，他无法与金无怠有所接触。
然而，身为前部长秘书的俞，凭借其频繁出入部长办公室并翻阅案卷的机会，推断出了金无怠的真实身份，进而将其出卖给美国，以此作为自己背叛的见面礼。俞的这一背叛之举，直接导致了凌云被剥夺了职务。
俞强声获得了美国政府的保护，叛逃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但传闻中国国安部展开全球追杀，两年后被大陆5名潜美特工于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行动的大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金无怠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1938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了，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在44年中国抗战时进入美军中国军调处担任美军翻译。
自1945年至1952年，他肩负起美国驻上海与香港领事馆的翻译重任，并服务于朝鲜驻军，担任口语翻译工作。1952年始，他被调往中央情报局，先后在克纳瓦、加利福尼亚州的塔罗沙和弗吉尼亚州的罗斯利等地，负责对外广播情报的搜集与传播。此后，他转赴香港，投身美军，并在夏威夷情报部门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在那个时刻，他与台湾最为璀璨夺目、备受推崇的女播音员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与此同时，他投身于朝鲜战争期间的情报战事，成为了台湾情报机构与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沟通纽带，随后更是跃升至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络的核心联络人。在这段期间，金无怠频繁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资料传递至中国情报部门。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金某悄然将大量美军情报隐蔽地输送至志愿军的高层指挥体系，其中不乏志愿军战俘被列的“反共”名单。此举激起了当时正与美国代表就战俘问题展开谈判的中国代表团的坚定立场，他们坚决主张无条件释放所有战俘。美国的历史学者以及情报机构的高级职员普遍认为，金某的这一“背叛”行为及其进行的间谍活动，无疑是导致朝鲜战争旷日持久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六十年代即将落幕，金同志向我们国家输送了关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极为珍贵的情报。这些资料使得我国领导层得以事先洞悉美国政府的多重战略意图，从而能够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在那个时期，我国正遭遇着空前的挑战，与苏联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使得我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
1970年10月，他悄然将一份尼克松总统渴望与中国开启外交互动的文件转递至我国。这一举动促使我国迅速调整内政与外交策略，旨在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在尼克松政府尚未有所察觉之际，我国对华政策已先行作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重大让步。
金的活动导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许多战略上的优势。他的行动使得中国与北越得以窥见美国对越政策的转变及其具体举措。同时，美国对南越的复杂政策也变得一览无遗。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北越能够清晰地掌握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
截至1963年底，越南共产党通过多渠道情报得知美国可能对南越实施全面干预。鉴于此，北方提前做好了全面的战争准备。此举导致美国在全面对越南开战之后，未能达到其预定的战略目标。美国官员指出，金的行为让中国和北越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1972年，北越与美国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然而，随着越南共产党意识到美国政府不再愿意深度介入越南事务，北越转而采取攻势，并在数年内实现了越南的统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也逐步提升，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包括台湾和倭国，韩国等。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此外，在金无怠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供职期间，他亲自翻译了大量源自我国的各类情报资料。这些情报涵盖了潜入我国大陆的美台情报人员和已叛逃我国人员的转发资料及其名单。正是金无怠的辛勤努力，确保了我国能在诸多潜在风险爆发前，及时弥补这些安全漏洞。
该报道内容囊括了针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情报资讯、对中央情报局成员的详细介绍与评估，以及内部神秘特工的姓名及身份信息。同时，他还担负着提供我国招募情报人员详细资料的职责。
鉴于CIA内部的保密规定，金未能获知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他成功推断出了他们的工作地点和权限级别。据此，我国反间谍和安全机构得以对其身份进行核实。金的主要任务，包括传递机密信息和接收指令，通常都是在位于中国大陆境外的第三国执行。
金在多伦多的一家购物中心，至少六次将未曝光的胶卷递交给国安部派来的信使李先生。他完成这一行动的速度之快，每次不过五分钟。而在其他场合，金则在香港接待中国官员，就相关信息进行交流。每当情报传递的需求出现，金总会预先将信件寄往澳门、广东或香港中的一个住宅地址。
这类信件仅秘而不宣地透露其前往第三国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尽管这种谍报手段不适宜于快速数据传输，但相较于在目标国境内执行同类任务，其安全性显著提高。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案例所披露，金亦具备在紧急情况下迅速传递信息的途径。此外，他的行动也使中国情报部门对美国反情报能力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金无怠行事严谨专业，堪称天生的谍影。在数十年的谍海生涯中，他未曾有过任何失误。即便在他被捕之后，他的台湾籍妻子也未曾察觉，与她相濡以沫数十年的丈夫竟然是一位高级谍报人员。在中国，知晓金先生所传递情报的人寥寥无几，而了解他真实身份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寥寥数人而已。
金亦是一位才智过人的人物，我国曾先后慷慨赠予他一百万美元的资助。他运用智慧将这笔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最终收获了丰硕的回报。他的投资策略令美国情报机构坚信，他绝无成为间谍的可能。
金无怠于1981年告别了中情局的职务，凭借其卓越的业绩，情报局特别授予他局内的要职。按理说，他本可以功成名就，即便美国政府始终蒙在鼓里，他也将成为美国情报史上最为隐秘的间谍。然而，不幸在1985年降临。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对金的秘密侦查工作早在1982年便已悄然展开。然而，凭借其出色的演技与严谨的行事作风，金在侦查者眼中始终显得神秘莫测，调查工作因此未能深入，很快便被搁置一旁。直至1985年，安全部处长俞强声的叛逃事件，才直接导致在中国潜伏了40余年的杰出间谍金无怠被捕。遗憾的是，金无怠在三年后的狱中不幸离世。
功过任后人评。
金若至今日，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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